使东川(江花落)

清彭定求等奉旨编纂，故又称《御定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清圣祖命江宁织造曹寅在扬州开局修纂，至次年十月书成奏上。预修者为在籍翰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全书九百卷，共收诗49403首，句1555则，作者2576人(据日本平冈武夫统计，作者不包括仙神鬼怪类)。编次首为帝王后妃，次为郊庙歌诗与乐府，再次为历朝诗人，略以世次为序，其后又分列名媛僧道、仙神鬼怪、谐谑谣谚等。诗人名下皆列小传，录诗多经校雠，录出异文，互见诗亦有所注明，但各诗大多无出处。据今人研究，此书材料来源，主要有二：一为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统签》，一为清初季振宜辑《唐诗》。编校诸臣据此二书加工编纂，大体以季书为底本，曾援据善本唐集参校，并据胡书补录遗诗。晚唐五代部分及名媛以下诸类诗，取胡书独多。同时，删去二书中误收之六朝人诗，删去胡书中章咒偈颂二十八卷，又据新见的《唐百家诗选》、《古今岁时杂咏》、《分门纂类唐歌诗》等补录遗诗，划一各集体例，如校记全部改作“一作某”，不说明依据。本书将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网罗宏富，规模大备，足以体现唐一代诗歌繁荣盛况，故成书以后，广受学界欢迎，对清中叶以后的唐诗研究影响巨大。但因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亦较多。举其大端有：一、缺收较多。当时已用之书，仍有漏收之作。后出文献所存唐诗而为其未收者，可达八千首。二、误收严重。误收六朝及宋元明人诗，约近千首。三、互见诗未加甄别。全书因体例或失审而互收重出之诗，多达六千首。四、不注出处，难以征信。五、校勘粗疏，录文讹夺误脱较多。六、编次失当。既以人列目，又颇以诗体或内容编录。七、小传简陋，不唯材料单薄，且多传讹误植，甚或二人合为一人，一人误列二名。凡此之类，读者尤应审慎。书成次年，即在扬州刻成，凡120册，分十函。后有江宁重刻本、广州巾箱本、清末上海同文书局本，并为三十二卷。通行本有中华书局1960年校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扬州诗局本。补遗之著，有日本市河世宁《全唐诗逸》和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全唐诗外编》，后者由陈尚君校订后，增入其所辑《全唐诗续拾》，易名为《全唐诗补编》，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总集。一名《御定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纂。九百卷。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玄烨因前人所编唐诗总集“多脱漏，未成一代巨观”(《序》)，下诏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参校，曹寅负责刊刻事宜。编者以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清季振宜编《唐诗》为基础，用内府所有唐人诗集参校；又采集残碑断碣、稗史杂书，网罗唐五代的诗歌，包括已结集者和散佚者，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编成。全书共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其编次，不用《唐音统签》分初、盛、中、晚的分法，而大体依《唐诗》的体例，首列帝王后妃，其次为乐府、乐章，再次为历朝其他男性作者，按时代先后排列，每位作者下均附小传，诗中注明校文，时代无考和佚名置于其他作者之后，然后是联句、句、名媛、僧道、仙鬼、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等和补遗，最后是词。收罗唐五代诗作者和作品之全面、系统、广泛和众多，达到当时最高水平，不但能够反映唐五代诗的全貌，而且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有很大参考价值。编者在吸取《唐音统签》和《唐诗》编辑经验的同时，又对其某些不当之处有所修正，如删去《唐音统签》篇末所收咒、偈颂共二十八卷，刊正《唐诗》误收元朝人诗，使全书质量有所提高。由于编辑时间仓促，人力有限，不可避免有讹舛疏漏之处，如误收漏收、作家作品重出、小传小注错误、编次不尽恰当等，但成就、贡献自可辉光千古。此书最早由曹寅主持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初刻于扬州，为扬州诗局本，共一百二十册。其后有江宁重刻本和广州巾箱本。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据原刻石印，归并为三十二卷。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刻本校点刊行，后附《知不足斋丛书》收录的《全唐诗逸》，对全书的某些明显错误有所改正，书后附作者索引，是较为完备的刊本。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扬州诗局本影印刊行。《全唐诗》刊行后，补辑、研究著作颇多。乾隆年间，日本上毛河世宁即有《全唐诗逸》问世。今有王重民《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合为《全唐诗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