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人

唐代早期的变文，同南北朝时“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叙因缘，或傍引譬喻”的讲经和民间说唱形式结合起来，进行演绎佛经神变故事和僧俗事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慧皎《高僧传》卷一三《唱导》)。这种把唱导通俗化的讲经方式，又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都是把佛教经典故事化、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一些僧徒为了使深奥的佛经义理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不得不“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同上)，在讲唱过程中加进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于是出现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和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俗讲更能充分发挥这个特长。中晚唐时期，封建帝王倡导佛教，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年矣”(赵璘《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宗教的传统的束缚，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世俗人情的现实内容。除俗讲僧外，还出现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斗争为题材的变文，使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据段安节《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斥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到“慈恩寺观戏场”。这都说明民间娱乐场所已经能吸引王公贵胄、士子秀才，足见其影响深远。讲唱变文时，有的还配有画图，如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云“画卷开时塞外云”，以及敦煌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的标目可证。《降魔变文》还绘有形象生动的画图以与变文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之滥觞，这也说明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唐代变文的部分作品保存于敦煌遗书中。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如《八相变》、《破魔变》、《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等。主要以释迦修道成佛、佛与外道斗法和目连上天入地救母为题材，目的在于弘扬佛法和禅门义理，有时还夹杂“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思想内容虽无可取之处，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那种奇妙的构思、惊人的想象和天堂地狱的生动描写，无不令人叹服。如《降魔变文》描述佛弟子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外道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奇象异景，变化万千，神魔斗法，层出不穷，开后来神魔小说的先河。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又可分为三类：一、历史故事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这类变文主要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选取史书记载有关事实进行艺术再创造，往往一段简短的文字被渲染成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通过塑造出的不同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寄予深刻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形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充分反映出人民的爱憎和疾苦，意义深远。二、民间传说变文，如《舜子变》、《孟姜女变文》等，在充分吸取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使流传久远的舜子故事和孟姜女故事又增添不少灾难性和悲剧性的色彩，更深化了传统的主题思想。三、现实故事变文，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虽然残损严重，但仍可看出这类作品主要以直接描写唐代时事，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题材，赞扬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路。

敦煌变文在艺术上除叙事曲折、想象丰富、语言通俗等特点外，体制上散文与韵文结合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变文的韵语一般用七言，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每个唱段或一韵到底，或多次换韵，十分自由，易于演唱。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或使用通俗的口语，在由说白转化为歌唱时，往往要有“若为陈说”、“道何言语”等交替过渡的惯用语。变文的散韵结合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复用”，以散文讲述故事，再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另一种是“连用”，以散文串起情节，用韵文铺陈情状，两者不相重叠，但又紧密相连，互为补充，起到交相辉映的作用。变文在创作上较多地继承辞赋家敷陈铺叙的表现手法，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艺术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内心世界上尚嫌不足。

唐代变文与传奇创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唐初传奇张鷟《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韵语对话，这与变文的散韵结合、唱白兼用的形式基本一致。中唐是传奇繁荣时期，也是俗讲、说话、转变盛行时期，这时又出现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柳毅传》、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等，也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从唐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以及诸宫调，宝卷、鼓词等讲唱文学，除在讲唱相间的表现形式上与变文有着相近相通之处外，变文的多样化题材也对后代戏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如《目连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成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至于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更被改编成多种剧目，长期流传于世。这都说明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敦煌变文的整理本有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前者收录变文三十九篇，后者辑录七十八篇(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4)校录变文八十六篇，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辑本。此外，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又补录变文十五篇，亦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