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山诗抄

①三十二卷。明杨宗气修，周斯盛纂。杨宗气，字钟山，陕西延安卫(今陕西延安)人。周斯盛，宁州人。嘉靖四十年(1561)以进士任山东提学副使，筑河汾书院，集隽异士肄业其间，月有课，季有试，文教大兴。《山西通志》始修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由当时巡抚李侃、胡谧所创，榆次阎朴、宁化潘高续修。稿成，刻未竣，潘高捐馆而辍。八十余年后，杨宗气来任，即命山西督学周斯盛主其事。以成化《山西通志》为底本，参以阎朴、潘高稿本，稍加删润，嘉靖四十三年(1564)刊印。全书二十门，书前有杨宗气序。此志较成化志卷数扩增约一倍，前者十七卷，略显单调，此志较为宏阔。条目较前多有损益。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鞑靼、俺答等部不断入扰，明朝在山西的边防军务显得更加重要，此志卷二十七至二十九言武备。嘉靖二年(1523)山西潞城青羊里爆发了陈卿领导的众达五万余人、长达五年之久的农民起义，书中偶有反映，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杂志门中，记录了弘治十二年朔州陨石情况，十分详细，为国内外天文学家所重视。此外，杨宗气的序言论及方志的性质、功用和编纂原则，也引起方志学界的重视。此志不足有二：一是删去成化志十七卷中碑目，殊为遗憾；二是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的艺文志，约占通志总卷数的十分之一。该志书的刊行，为明万历以后县志的纂修奠定了基础。②三十二卷。清穆尔赛修，刘梅纂。穆尔赛字文如，满洲人，科第不详。刘梅，字籍不详，康熙年间任山西提督学政。早在康熙十三年(1674)提督学政谢观曾修山西志书，十五年(1676)由山西名儒范鄗鼎删润订正。时隔数年又由山西提督学政刘梅“缺者补，冗者芟，信者传，疑者缺”，五易其稿，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三十二目。分为：图考、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分署、学校、祠祀、贡赋、屯田、水利、盐法、兵防、马政、帝王、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孝义、列女、隐逸、寺观、杂志、祥异、艺文。所收门目存在不少疏漏简脱，但较成化、嘉靖旧志，则订证良多，内容较丰富。如图志考目，旧志图极简略，该志书则详加考订，首星野，次古冀州，次帝都、北岳、中镇等等，以至于全省八郡三关诸图，略著其说，俾开卷一目了然。又如选举目，不仅仅是科举名录，而且还全文照录明洪武三年科举条格以及其后六次的补充规定；并对科举的意义、要求，乡试、会试的时间、次序、名额、内容、文体，对中试者授予的官职、品级等都详细记述，一一介绍。又如职官目，将山西历代府、州、县官也都载入省志。其不足之处，纂修者厘订欠精，有人说它“采摭虽富，舛谬实多”。③一百八十四卷。清曾国荃修，王轩、杨笃等纂。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曾国藩之弟。咸丰二年(1852)优贡，工古文诗词。咸丰六年(1856)随兄率湘军出境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攻破天京(南京)，以军功历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三年(1877)任山西巡抚，陕甘、两广、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礼部尚书等职。他除主修光绪《山西通志》外，还主纂《湖南通志》，光绪五年(1879)曾通令山西全省州县修志，发布修志檄。此外，还为《五台新志》作序。王轩(1823－1887)，字霞举，号青田，又号顾斋，山西洪洞人。同治元年(1862)中进士，任兵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请假归里，主讲晋阳、令德两书院。他是山西著名学者，著有《耨经庐诗集》、《勾股备术细草》。杨笃(1834－1894)，字巩同，号秋湄，山西乡宁县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曾任河北宏州书院山长、山西繁峙县教谕、阳曲县训导和襄垣县教谕。精通经史，工金石书法，多有建树。一生著述有：同治《西宁新志》、《蔚州志》、《屯留县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代州志》、《长子县志》、《五台新志》、《长治县志》、《潞城县志》、《天镇县志》等十一部州县志书和一部通志。光绪五年(1879)，山西通志局成立，王轩为总纂，杨笃与杨深秀为分纂。十三年(1887)，王轩病故，杨深秀赴京任职，志书编纂几乎陷于停顿。杨笃毅然担起修志重担。虽疾病缠身，仍不停执笔。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分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三十七类。图三卷、谱十九卷、考三十五卷、略二十二卷、记二十卷、录八十四卷。该书为清代名志之一。此志门目安排得当，“头绪繁多者则区为子目，事体相近者则为附目”，其特点如下：一、记述“皆用史法而不袭用史名，其变传为录甚严谨”。二、每一个门类都有小序加以概括。载地理沿革“视旧志加详”，考订精确。三、图与谱两同类，做到“用图检谱，以谱证图”。四、记山脉走向、河流流经则“按水经注仿其体为山川考”。五、古迹考则“古迹皆别为图附焉”。六、人物一门“多录旧志，余无所蹈袭”。七、间有录用则注明“冀存原书”。八、各类中，独缺艺文，可称有识。九、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金石记十卷，收罗宏富，考订精确，为海内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所推崇，因而另印单行本，取名《山右金石记》行世。学人多认为该志“义例精严，蔚然大作”，得到张之洞、梁启超的好评。此志尚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补版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