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大典

十一卷。何休(129－182)撰。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据《后汉书·何休传》，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善历算，尤好《公羊春秋》。曾以列卿子诏拜郎中，然非其所好，遂托病辞归，亦不仕于州郡。后为太傅陈蕃所辟，参与政事。及蕃败、罹党锢。覃思不窥门十七年，撰《春秋公羊解诂》，后世传为“何氏学”。何休一生著述很多，除此书外，还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著作，还曾注《孝经》、《论语》。据《隋书·经籍》，还曾撰《春秋汉议》、《春秋议》两书。党禁解，何休辟为司徒。时君臣上表言何休道术深明，宣侍帷幄，但为佞臣所不悦，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公羊》于汉景帝时立于学官，两汉之世，以胡母子都、董仲舒为首的治《公羊春秋》者代有其人。何休因感“传《春秋》者非一，(《春秋》)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纪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因此，何休“窃悲”之余，乃“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撰成此书。何休的《解诂》是解传不解经，应是当时经传异本而行之故。一般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传事不传义，《公羊》、《穀梁》则传义不传事，大抵正确。《公羊》所传之“义”，西汉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总结为三统、十指、六科、五始等等，而核心是三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发展董仲舒之三统说，又创三世说。隐元年十二《经》“公子益师卒”，《传》云：“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哀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义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春秋》详近而略远，此本传闻与所闻所见不同之故，何氏则据礼而创三世之说，甚为妄诞。又曰谓《春秋》之所以有二百四十二年，恰好十二公，乃是为了使“天数备足”，此显然是受了谶纬学之影响，更为荒诞不经。除三世说外，何休还有三科九指、五始、六辅、二类、七等说。“隐公第一”下徐彦疏云：“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者、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指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徐彦又引何休《文谥例》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春秋公羊》学由西汉董仲舒发韧，到何休时才告成立。如果说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奠基者，何休就是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的《公羊》学虽曾遭到诸如郑玄、刘敞等人的批判，但却一直保持着《公羊》学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到了清代，常州学派的庄存与于众经中首推《公羊传》，撰《春秋正辞》，阐发《公羊传》及何休《解诂》之说。其后孔广森撰《公羊通义》，进一步阐发何氏之说，刘逢禄又著《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等书，发挥何氏之说。现存朱淳熙抚州公使库刻本、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宋景德本、明隆庆本、明覆李元阳本、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刻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