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四传质

四卷。清阮元(详见《车制图考》)撰。书首有跋，略言“元按《汉志》载《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书，此第一本；阮孝绪《七录》，称《曾子》二卷，连目录三卷，为六朝以前旧本，此第二本；《新·旧唐书》皆作二卷，较《隋志》亡目录一卷，此第三本；晁公武据唐本十篇文盖与《大戴记》同，有题绍述本者，即樊宗师名，此所据唐本，为第四本……《崇文总目》、《通志略》、《文献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艺文志》等书，皆载《曾子》二卷，盖同为一书，此第八本，惜皆失传，无从参校。今所据惟《大戴记》中十篇，其自旺晫以下，九家杂采他书，割裂原文为之，附录于后，不足数。今所注《曾子》，仍据北周卢仆射之书，博考群书，正其文字，参以诸家之说，择善而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称名以别；至于文字异同，及训义所本，皆释之，以明从违之意。又尝博访友人，商榷疑义，说之善者，择而载之。”末题“嘉庆三年(1798)六月仪征阮元叙录于浙江之揅经室”。是书只据《大戴记》、《曾子》、《立事》至《天员》十篇阮元谓员古字，圆俗字，故改正卢文弨、戴震本，从程荣本)，如卷一注言：“高似《孙子略》、王应麟《〈汉书·艺文考〉考证》并言‘《曾子》首篇作《修身》，与今异者，《大戴》篇目与古单行《曾子》本不同’，是宋季尚有《曾子》专本，与《大戴记》本同行。”是书中注释，皆由阮元择定，且有其个人之意见。如首篇“求其过”注云“卢仆射辨云：省其身”，此跋所谓“择善而从”者，又“言之必思复之”注云“卢仆射云：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元谓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思复谓思覆行之，绝无偏敝”，此即跋中所谓“如有不同，即有己意，称名以别”者也；又“既习之患其不知”一节，释曰：“文曰一国，本魏征《群书治要》，引《曾子》作‘既习之，患，其不知也’，今从之《群书治要》；又作‘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此唐初古本，今亦从之”，此即跋中所谓“文字异同，皆释之，以明从违之意”者也。是书每篇末皆列字数，如卷一载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卷十载凡五百八十八字(不备录各字数)；并及旧校本字数及孔氏定本字数。阮元于是书中多有发明，如卷一“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释曰：“《后汉书·郭泰传》注：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为乱。案此有鉴汉末党祸，唐、宋、明之祸同之。”卷二“患者其孝之本与?”释曰：“孔子言忠恕违道不远，见《中庸》篇，《论语》一贯，门人不知所行为何道，故曾子曰忠恕而已。告子贡与告曾子非有二义，若以孔子之道，万殊皆本于一，曾子默悟而贯通之，此理实出于禅。训贯为行事者，《尔雅释诂》；贯，事也。《论语》仍旧贯，此义尤近”。按阮元此两节所释，一原汉唐宋明治乱之本，一免议儒教入禅之误惑，皆有深意。是书与王聘珍《大戴礼解诂》不同，于戴氏等校本及类书有拣择，皆于释曰下注明。阮元是书于研究曾子之学很有价值。是书有嘉庆三年(1798)扬州揅经室刊本，《文选楼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