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行稿

六卷。清王绍兰(详见《周人经说》)撰。本书卷一为《周礼》，卷二为《礼记》，卷三，卷四、卷五为《左传》，卷六为《公羊》、《穀梁》。其考订经义，颇多可取之处。如“共簠簋”一条，认为《毛传》据内因此簋圆簠方，《说文》据外所以簋方簠圆，这是因为所拓内外不同的缘故，并非方圆不同。“子羔之袭也玄冕”一条，郑注：“玄冕，大夫服。未闻子羔何为袭之”，绍兰认为《史说·卫世家》有：“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集解》引贾逵说：“子羔，卫大夫高柴”，那么子羔曾为大夫，因此得袭玄冕。郑说“未闻”，大概是偶然未曾顾及。此说明确。“郑弃其师”一条，认为《经》上写郑明责文公，其师即文公之师，那么弃其师文公为首恶，因此称国以见义，左氏只说“郑人恶高克”，《穀梁传》称“恶其长”，也是责克之词。《公羊》微现其意，而说“恶其将”，仍与《左传》、《谷梁》相同，都不合乎《春秋》直书“郑”的本义。《郑风》清人叙说：“刺文公也”。诗人专刺文公，正与《春秋》责备文公用意相同。因为危国亡师，罪在高克，而进退高克不以礼，道其本，则在文公，所以说危国亡师之本。可见《诗》与《春秋》互为表里，其义较三传为长。这一见地中情合理。按刘向《说苑·君道篇》：“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是不承天意，忘其在位之所以宜事也。”因此，郑伯厌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所以《春秋》有夷狄不君之词。子政是传《穀梁》学的人，这一定是《穀梁》学先师遗说，范宁《集解》失其要旨。至于辨析《公羊》“讥二名”一条，似乎尚未能领悟传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称本书：“实事求是”，“于礼学尤所用心”。有潘氏功顺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初编·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