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说

三十卷。东汉时王充(27－100年)所撰。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曾一度受学于班彪，中年在县、郡皆任功曹小吏，入州为从事、治中诸官。晚年罢州居家，专门从事著述，“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此外，王充还著有《养性书》十六篇，《讥俗书》十二篇及《政务书》等，这些大都佚失。《论衡》是王充的主要著作，现存八十四篇，三十卷，其篇目卷数是这样分布的：第一卷有四篇，即《逢遇》、《累害》、《命禄》、《气寿》；第二卷有《幸遇》、《命义》、《无形》、《率性》、《吉验》五篇；第三卷有《偶会》、《骨相》、《初禀》、《本性》、《物势》、《怪奇》六篇；第四卷有《书虚》、《变虚》两篇；第五卷有《异虚》、《感虚》两篇；第六卷有《福虚》、《祸虚》、《龙虚》、《雷虚》四篇；第七卷有《道虚》、《语增》两篇；第八卷有《儒增》、《艺增》两篇；第九卷有《问孔》一篇；第十卷有《非韩》、《刺孟》两篇；第十一卷有《谈天》、《说日》、《答佞》三篇；第十二卷有《程材》、《量知》、《谢短》三篇；第十三卷有《劾力》、《别通》、《超奇》三篇；第十四卷有《状留》、《塞温》、《谴告》三篇；第十五卷有《变动》、《招致》、《明雩》、《顺鼓》五篇(阙第四十五篇)；第十六卷有《乱龙》、《遭虎》、《商虫》、《讲瑞》四篇；第十七卷有《指瑞》、《是应》、《治期》三篇；第十八卷有《自然》、《感类》、《齐世》三篇；第十九卷有《宣汉》、《恢国》、《验符》三篇；第二十卷有《须颂》、《佚文》、《论死》三篇；第二十一卷有《死伪》一篇；第二十二卷有《纪妖》、《订鬼》二篇；第二十三卷有《言毒》、《薄葬》、《四讳》、《调时》四篇；第二十四卷有《讥日》、《卜筮》、《辨崇》、《难岁》四篇；第二十五卷有《诘术》、《解除》、《祀义》、《祭意》四篇；第二十六卷有《实知》、《知实》两篇；第二十七卷有《定贤》一篇；第二十八卷有《正说》、《书解》两篇；第二十九卷有《案书》、《对作》两篇；第三十卷有《自纪》一篇。在现存的八十四篇著作中，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先秦各家思想批判的论点，又有阐述其唯物主义自然观、伦理观、无神论等史料，因而这部书价值颇高。据《袁山松书》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论衡》在社会上出现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其对东汉末年学术风气的根本变化影响深刻。东汉末期，神学经学日趋荒诞，失掉了生命力。《论衡》的流传，给僵化的思想界吹来一股清新强劲之风，它引发了学术界离经叛道的倾向。另外，《论衡》汇集了先秦以来各种思潮中的无神论之精华，加以提高发展，首次建立起较完整的无神论理论体系，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树起一座承前启后的丰碑，它对魏晋的无鬼论、范缜的神灭论以及后来历代的无神论都有重大影响。可是，自清朝初年起，有人对《论衡》的真伪提出了怀疑。清人熊伯龙在他的《无何集》中，认为《问孔》、《刺孟》是伪书，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论衡》的版本很多，其中主要有明嘉靖中吴郡苏氏通津草堂刻本，明万历中刻本，明钱震泷刻本，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钱塘阎光表校刘光千刻本，明万历中新安程氏刻《汉魏丛书》本，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24)采隐山居刻增订六朝别解本，清嘉靖三十年乙西(1765)《四库全书》抄本，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红杏山房刻民国四年乙卯(1915)蜀南马湖卢树浦修补印《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光绪六年丙戌(1826)三鱼堂刻《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六年丁巳(1917)序潮阳阳氏刻《龙溪精舍丛书》本，民国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苏献可《通津草堂》本，民国八年己未(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通津草堂本初次影印《四部丛刊》本，民国二十四年乙亥至二十六年丁丑(1935－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上海新文化书社排印本，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等。关于《论衡》的注解，主要有：《论衡校笺》，刘盼遂撰；《论衡集注》高苏垣撰，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新中学文库》本；《论衡校释》，黄晖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