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义

三十卷，附《六书音均表》二卷。清段玉裁(1735－1815)撰。玉裁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知县，四十六岁时以父老告归，卜居苏州。师事戴震，并结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卢文弨、刘台拱、汪中、金榜、王念孙、王引之等学者。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所著除此《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外，尚有《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以及《经韵楼集》等，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说文解字注》是段玉裁积三十年的功力撰写而成的，体大思精，前所未有，原名《说文解字读》，始撰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繁就简，改“读”为“注”，成书于嘉庆十三年(1808)。卢文弨评述说，段玉裁“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之精力，专说《说文》。”此书的贡献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一、对“大徐本”进行精审的校订，以恢复许书的本来面目。段氏依据“小徐本”和《尔雅音义》、《玉篇》、《韵会》、《太平御览》等书，对“大徐本”作了以下校订：改动篆文九十字，增加篆文二十四字，删去篆文二十一字，修正说解若干处。后人以莫友之所得唐写本《说文》木部对勘，与段氏所校颇多暗合。“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段氏虽未精研金石文字，更不能见到甲骨文，但他的许多见解却能暗与甲骨文、金文相契。”(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说文解字注》的《出版说明》)可见段氏的校勘相当审慎。二、阐发许书著作的凡例，从总体上对许书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分部例，“凡云‘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见“一”部“凡一之属皆从一”注)关于列字次第例，“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栝有条例也。”(见“一”部“文五，重一”注)关于说解例，“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已下，义书也；《声类》已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见“一”部“元，始也。从一，兀声”注)像这种发明许氏之例与阐明文字之例，有近二百条之多，足证段氏不仅谙于许学而且精于小学。三、对许书详加注解和发挥，引据经传古籍，推求许说所本，补充许书所未备。段氏所引典籍，多达二百二十六种，并在许氏就字形说其本义的基础上，进而推衍其引申义，辨别其假借义。段氏认为：“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假借之权衡也。”(见许慎序“庶有达者理而董之”注)四、“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把《说文》的研究和古书词义的考释结合起来。段氏在注中兼讲引申义和假借义，如：《说文》：“眚，目病生翳也。”段注：“眚引申为‘过误’，如‘眚灾肆赦’、‘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又为‘灾眚’，李奇曰：‘内妖曰眚，外妖曰祥’是也；又假为‘减省’之‘省’，《周礼》：‘冯弱犯寡则眚之’。”与其说这是讲字义，毋宁说这是讲词义(引申是一词多义，假借是同音异义)。尤是是段注还精到地辨析同义词，如“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当前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指出了古今词义的变迁，如“更者，改也。《士丧礼》、《丧大记》注同。凡以彼易彼谓之‘代’，次第相易谓之‘递代’，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语’。假‘代’字为‘世’字，起于唐人避讳。‘世’与‘代’，义不同也。唐讳言‘世’，故有代宗；明既有世宗，又有代宗，斯失之矣。”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发展的观点便是段氏大大超过前人之处。五、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段氏认为“义存乎音”，他把“以声求义”的原则贯穿于全书之中，并且提出了“音韵随时代迁移”的观点。段氏把《说文》奉为经典，但他也敢于批评许慎，他既是许氏的功臣，又是许氏的诤臣，此书创获极多，成就极大，把《说文》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书后所附《六书音均表》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字，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为古音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云：“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这话不仅说明了《六书音均表》与《说文注》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古音学的建立才是《说文注》成为前无古人的杰作。《说文注》的主要缺点就是有些偏执武断或穿凿附会之处，但瑕不掩瑜，在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毕竟是第一流的著作。此书最早的本子是嘉庆十三年(1808)经韵楼刻本，以后有同治七年(1868)苏州重刊本，光绪七年(1881)苏州查氏刊巾箱本等。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作了整理加工，书末附以检字表，最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