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副使诗

一卷。现存最早的韵图。作者已不能确知。传本卷首有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麟之识语，及他在嘉泰三年(1203年)的序。此书的成书年代历有争论，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云：“等韵图肇自唐代，非宋人所创。”“昔戴东原谓：‘呼等亦隋唐旧法’，‘二百六韵实以此审定部分。’钱竹汀亦云：‘一二三四之等，开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韵时，辩之甚细。’证以前说，盖不甚远，故等韵之名虽后人所定，而等呼之实则本诸旧音。至于经声纬韵，分转列图，则唐代沙门师仿悉昙体制，以总摄《切韵》音系者也。”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云：“《韵镜》的撰人及撰作年代尚无定说。有人认为它作于唐朝，此说不太可靠。我们认为，它的撰作年代当在宋初，即在公元一〇〇七年至一〇三七年之间。”《韵镜》是根据《切韵》一系韵书编制的音节表。它在正表里标明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没有标注三十六字母，但卷首列有三十六字母，两相对照，实际上还是用三十六字母作声母代表字的。但《韵镜》把“帮”组和“非”组，“端”组和“知”组，“精”组和“照”组并列，成二十三行。这是因为轻唇(非)只有合口三等，而重唇(帮)合口三等字又和它不发生冲突，所以轻重唇并列一行。舌头(端)只有一四等，舌上(知)只有二三等，两者恰好互补，所以并列一行。齿头(精)只有一四等(“邪”只有四等)，正齿(照)只有二三等，两者互补，所以也并列一行。这些并列的字母，语音比较接近，在上古音中是属于同一声类的。《韵镜》对韵书的韵部分别从“等”“呼”“转”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处理。韵图纵列平上去入四声(不明显标出)，每一声调中再分为一二三四等(四格)，按韵等的不同，分别把各韵摆在相应的一格中，如齐韵摆在四等一格中，鱼韵摆在三等的一格中，江韵摆在二等的一格中，冬韵摆在一等的一格中。等的划分主要是就韵母中的介音或主要元音的差异而确定的。《韵镜》在列图时，在每韵前注明“开”、“合”、“开合”三类。“呼”是以有无［u一］介音来划分的，有［u-］的是合口呼，没有［u-］的是开口呼。《韵镜》开合口的划分，与这个原则一般是符合的，开口合口往往分别列图，如二十三图寒韵开，二十四图桓韵合；十三图咍韵开，十四图灰韵合。但也有和这个原则不合的，如三十八图侵，四十图谈、衔、严、盐都作合，二十六图宵，二十七图歌也作合，就说不出道理。《韵镜》尚别立“开合”一类，计四图，即第二图冬、钟，第三图江，第四图支，第十二图模、虞。支韵外其他各韵韵腹的音值是［o］和［］，编者或许认为它们介于开合之间，不易划分，而不得不以“开合”称之，属从权处理性质。《韵镜》每图都注明“转”，分“内转”、“外转”两类。“内转”、“外转”是对各图性质更高层次的概括。“转”的意义是什么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内转外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外转各图都是有独立二等韵的，内转各图则没有独立二等韵。这一点在《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书所附的门法里都有所说明。《韵镜》各图的纵行最左一栏注明该图所辖韵部，图的纵横交合处列韵书各小韵的首字。《广韵》的二百零六韵，如不计声调，只有六十一个韵类。因此，如果声韵配合，应列六十一个韵图，但《韵镜》只有四十三个韵图，一个图往往不止容纳一个韵类。这是因为每图共有十六个横行，按每一横行排一个韵母计算，原则上四十三图可以容纳六百八十八个韵母。而《广韵》的每一韵并不都是四等具全的，所以在一个韵图里就可以分别摆上几个韵而不至发生矛盾。例如“冬”韵是一等韵，“钟”韵是三等韵，所以在内转第二图，“冬”“宋”“沃”摆在一等格子，“钟”“肿”“用”“烛”摆在三等格子，这一图就容纳了两个韵类，七个韵。《韵镜》对韵书的韵分别归类只列四十三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处理，而且是把实际语音较为接近的一些韵归为一类，列为一图。因此，《韵镜》虽然没有提出“韵摄”概念，但“摄”的实质已经具在，四十三图实际就是四十三摄，而且列图的次序也和后来摄的次序一致。《韵镜》四十三图共列三千六百九十五个字(据永禄本)，代表韵书中同样数目的小韵。《韵镜》所列的这些字中，有不少是重出的。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说：“重出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字列入两个不同的音韵地位(格子)……一是韵书中同一小韵的字(同音字)分列于两三处。……这两种字合计起来，大约有六七十个。因此，《韵镜》一书所代表的韵书小韵实际上并没有三千六百七十五个之多。”《韵镜》一书宋理宗淳祐年间传入日本，国内失传。到清末黎莼斋出使日本时，才把此书重新传回国内。从日本传回来的有两种版本：一是日本永禄七年(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覆宋永禄本《韵镜》”，黎氏传回之后，刊入《古逸丛书》中；一是日本影印的宽水十八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刻本。两者的底本都是享禄戊子(明嘉靖七年，1528年)刻本。《古逸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曾予影印，收入《丛书集成》。1955年古籍出版社亦影印流通。“宽永本”北京大学曾影印过。李新魁有《韵镜校证》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