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益集

十四卷。梁代释慧皎(497－554)撰。慧皎，俗姓氏不详，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他博通内外学。对佛教经律尤有研究。住会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每当春夏则讲说弘法，秋冬则专心著述。他还曾住过宏普寺，有丰富的藏书，当时有的藏书家在梁元帝萧绎任江州刺史时，曾到慧皎处“搜聚篇翰”。他对宝唱的《名僧传》感到不足，认为“自前代所撰，名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高僧传》序录)。他最大贡献是综合前人有关高僧的传记，创造性地加以分类和编辑，编成《高僧传》，所收僧人比《名僧传》更为严谨。《高僧传》一书，在体例上分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和明律(共一卷)、忘身和诵经(共一卷)、兴福和经师及唱导(共一卷)、序录(一卷)十科。为总传体佛书。在内容上，记录了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到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四百五十三年间魏、吴、晋、宋、齐、北魏、姚秦九个朝代中的高僧事迹。正传列有二百五十七人，附见有二百七十四人。前八科都有论有赞，末两科纂辑在后，有论无赞。有论中概括了前序和后议，阐明一科的主旨和源流，对突出的人物给予评价；同时也表达作者的看法，可以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佛教发展的情况。序录中有序言和全部目录，末附有学者王曼颖与作者的书札及作者的答书。慧皎写作态度一丝不苟，“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次故老，广访贤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序录》。所引用之书不下数百种，上千卷之多。所写人物栩栩如生。各具特点。表现出后汉至梁初佛教的风貌和思想的演变及佛教对社会的影响。《高僧传》是中国佛教书籍丛林中的一部要籍。它的优点很多，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佛教本身。概括起来主要优点是：第一，首创“高僧”名，亦开《高僧传》。把他认为的品德高尚，学识优长的僧人，一一载入此书。这就避免了过去僧传的缺欠，即：有的偏叙一类，所涉不广；有的仅举一方，记录不全；有的记事缺略，繁简不一；有的只录名僧，高蹈之士多有遗削。也避免了虽有名而无真才实学，虽有真才实学但每每因不随俗俯仰而世无名所造成的失实情况。其所提“高僧”作为僧人是否入选传记的标准尺度，为后来僧传作者所效仿。由高僧而传述出的遗弃名利“高隐者”的形象，尤在佛教界影响既深且远。第二，众僧合传，十科分法，为后来总传体例的僧传编写树立了典范。第三、传中所记中印文化交流，中亚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宝贵资料。有关南北朝历史，也可互相参证，补正史之不足。第四，本传文字典雅流畅，在六朝作品中也属上乘，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王曼颖在致慧皎书中说此书堪称“不刊之笔。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中说：此书“为时所轨”。道宣在《续高僧传·慧皎传》中说：“文义明约，即世崇重”。第五，此传不仅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史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缺点主要是有以下二点，一是、传中个别地方不够精确，如鸠摩罗什的卒年就是一例。二是有关各家学说，虽提到，但失之太略，没有把内容或论点扼要记录下来。至于北朝及梁代入传僧人不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条件所致。南北分裂故北朝资料难于掌握。梁代虽佛教发达，但本书传时间截止天监十八年，又有生存者不录的原则，加之，梁代真正潜修的高僧并不多。现常见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僧传合集》，合集收载了《高僧传》全文。另有十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