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艺文志

十五卷。元赵汸(详见《周易文诠》)撰。至正十七年，赵汸完成《春秋集传》初稿，因《礼记》“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之语，悟《春秋》之义在于比事属辞，又重新推究孔子笔削之旨，著为此书。赵汸《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其云：“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引丹阳洪氏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认为“此论甚当”。又引其师黄泽之语曰：“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认为“则又精矣”。又云“今汸所撰述，则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宋濂《序》称：《左氏》之学既盛行，杜预氏为之注，其于史例推之颇详。杜氏之后唯陈傅良氏，固《公》《穀》所举之书法以考证《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征，斯固读《春秋》者之所当宗”。又云：赵汸“益竭精毕虑，几废寝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悟入，且谓《春秋》之法在乎属辞比事而已。于是离析部居，分别义例，立为八体以布列之。集杜陈二氏之所长，而弃其短。有未及者，辨而补之，何者为史策之文，何者是圣人笔削，悉有所附丽”。所谓“八体”，即笔削之八条原则，一是存策书之大体(订一百二十一目)，二是假笔削以行权(计七十四目)，三是变文以示义(计十八目)，四是辨名实之际(计六目)，五是谨内外之辨(计十四目)，六是特笔以正名(计十八目)，七是因日月以明类(计十六目)，八是辞从主人(计十八目)，总计二百八十五目。八篇之下各有序，以释每篇之义。其前六篇篇名即是其义例，后两篇义例在见于篇中。此书重点为《存策书之大体》。其篇序云：“策书者，国之正史也。……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今以《春秋》所书准西周未乱之时，其书于策者不过公即位、逆夫人、朝聘会同、崩薨卒葬、祸福告命、雩社烝尝、搜狩城筑、非礼不时，与夫灾异庆祥之感，而一国纪纲本末略具，善恶亦存其中，盖策书大体不越乎此而已。东迁以来，王室益微，诸侯背叛，伯业又哀，外夷纵横，大夫专政，陪臣擅命。于是伐国灭国，围入迁取之祸交作，弑君、大夫奔放、纳入之变相寻，而策书常法始不足尽其善恶之情矣。故孔子断之隐公，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志。其所谓策书之大体，而一国之本未具焉者，皆有笔而无削，使不失鲁国正史之常，所谓存策书之大体者也。……然自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为《公羊》学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有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此书行世后，颇为后儒所推重。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刻、明弘治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